利用冬春农闲时间开展水利建设，已经成为如今加强农村工作的常态，长期坚持水利建设，使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，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而我国古代是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，历代都把发展农业当作大事来抓，尤其是十分重视兴建水利工程。几千年来，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，同大自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，修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，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，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。

在古代的农田水利建设中，也涌现出了不少好的做法和感人故事。

汉代建设陂塘工程除旱涝

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，人们为了蓄水灌溉，就利用自然地势，兴建了大量的陂塘贮水工程，相当于今天的小型水库，其功能是蓄水溉田，兼有防洪除涝以及养殖等方面的作用。据史料记载，两汉时汝南郡（今河南驻马店）陂塘兴筑已很普遍，当时汝南郡地势西高东低，河湖众多，是最适宜修筑陂塘的地区。其中他们修建的鸿隙陂，是当时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。

鸿隙陂，是汉武帝元光年间由治水专家、汝南太守郑主持修筑的，初名“龙渊宫”，又名“濯龙渊”，因其中心地区原是名为鸿隙陂的自然水泊，所以又叫鸿隙陂。当时在此基础上兴建的鸿隙陂，位于豫南丘陵向豫南平原过渡的结合处，兴修完成后，改变了昔日每遇夏季涨水“道路化为陂池，汝水涨溢，城墙危险，湿气薰蒸”的情况。但是，到了汉武帝后期，堤防失修，洪水外溢，重新出现水患。汉成帝时，丞相翟方进，奏请成帝扒堤放水，鸿隙陂被废后，虽然在短时间内扩大了耕地，节省了一批堤防费用，但不久气候干旱，无水可灌，农业连年歉收，百姓苦不堪言。

东汉光武帝刘秀时，汝南人民修复鸿隙陂的愿望到了实现。建武十九年，刘秀巡视新野等地，召其姐夫、汝南太守邓晨随行，经过考察，在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后，决定修复鸿隙陂。邓晨返回汝南郡后，任命许扬为都水掾，就是管理水利的官员，专门负责修复鸿隙陂。许扬是汝南郡平舆人，东汉时杰出的水利专家。许扬经过认真考察，严格测量，精确计算，根据豫南丘陵向豫南平原过渡、西南向东北倾斜的高下形势，“起塘四百里”，所谓“塘”就是水库的坝堤，即修筑了长达400 里长的大坝。由于工程很大，花了数年时间，才把废弃的鸿隙陂修复。修复后的鸿隙陂的规模及效益超过了前代，“百姓得其便”，汝南郡成为天下最富的郡，而且“鱼稻之饶，流衍它郡”，附近地区也成为物产丰富、风景秀美的鱼米之乡。

宋代范仲淹修复海堤护百姓

范仲淹是宋代名臣，他不仅是文学家，更是政治家，他推行的庆历新政虽然受挫，但是对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仍然起到了积极作用。尤其是他在地方为官时，重视水利建设，为当地百姓造福。

天禧五年，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任盐仓监官，虽然是个盐官，可是他责任心强，带着对百姓的关心，他深入各地走访查看，了解民情，发现盐场周边的海堤由于多年失修，大堤身经海潮长期冲刷，部分区段已经坍塌，每逢海潮涨跌，严重影响到盐场的安全，同时也对周围的大片农田和房屋造成威胁。遇上大潮汐，海水甚至会淹到泰州城下，让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，盐场也会蒙受灭顶之灾。为此，范仲淹及时向上级提出建议，要求在通州、泰州、楚州、海州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扦海堤堰，由于他反映的情况真实，理由充分，这项浩大的工程很快得到了批准。

天圣元年范仲淹被任命为兴化县令，全面负责实施此项治理工程。范仲淹组织四州的数万名百姓民夫，在海边摆开了战场。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确定新的堤址，由于旧堤大都坍塌毁坏，而且海岸线不断变迁，堤址必须重新勘定，范仲淹走入村庄，在亲临海滩观察，听取当地渔民的意见后，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，他发动沿海百姓将砻糠遍洒海滩，大潮来到后，砻糠随海浪涌进，落潮后砻糠就会附着在沙滩上，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糠线，范仲淹命令民工沿线打桩，新的堤址由此确定。

由于筑堤时间比较长，工程量大，加上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，困难重重，有时刚修好堤岸，一夜间就会被冲得无影无踪，有的民工还为了修堤而献出了生命。一些民工受不了这个苦，对修堤失去了信心，开始偷偷跑掉，而范仲淹却在朝廷的费用不能按时到位的情况下，他却捐出自己的俸禄，补贴筑堤开支，自己还顶风冒雨，与民工同甘共苦，勉励大家坚定信心。在他的感召下，民工的干劲高涨起来，工程进度变得顺利迅速起来。经过艰苦的努力，一条底宽三丈，顶宽一丈，高一丈五尺，绵延180里的扦海堤堰建成了，盐场、农田和村庄都有了坚实的屏障，再也不受海潮侵袭之苦，过去因受灾流亡的2600多户农民也回到了家园，人们感谢范仲淹，都把这条海偃称为“范公堤”，清代的吴宗元曾写诗赞叹：“扦海功成百代崇，蛇龙逼薮尽耕农，当年不应临川笔，到此惟应说范公。”

明代知府建闸治水为农业生活带来佳音

古代浙江的山阴、会稽、萧山三县地势低下，一遇淫雨连绵，山洪瀑发，泄水不畅，淹没农田庐舍，又因钱塘江水位较高，每年八月大潮，怒潮似排山倒诲，狂澜倒灌，无数良田沦为沧海。

明代嘉靖十四年，四川安岳人汤绍恩出任绍兴知府时，三江口淤沙已经十分严重，内水不能外泄，积涝成灾，旧塘损毁，不能蓄水。次年又遭大早，田无颗粒之收，民有易子而食。汤绍恩到任以后，决心建闸治水。

嘉靖十五年，他亲自对沿海一带进行实地勘查，发现三江口是内河和外海交汇的关键。但这里潮大沙松，难以施工。他又向三江口以内深入察看，只见彩虹山一带石岸交错，于是便挖掘探察，发现地下有岩层，是很理想的天然闸基，而附近山上的史料可以就近使用。汤绍恩掌握了可靠的地质资料后，决定在钱塘江，钱清江和曹娥江的汇合处建闸。

工程分为基础，梭墩，闸门和桥面四个部分。先是平整岩层，凿出榫卯。然后在岩石上每隔一定距离砌筑梭墩。所谓“梭墩”，是因为墩子的形状像是梭子，两头都是尖尖的，减少流水的冲力，所以术语又叫“分水”。棱墩用一块块重约千斤的大石，自下而上筑成。最下面的一层，与岩层合卯，再灌注生铁，确保流水冲不动。每层每块大石之间，也有榫卯衔接，并用灰秫胶住，每隔五洞置大梭墩，比较关键的地方只隔三洞，恰如中流砥柱。为了将这些巨大的石块运装上去，他们采取砌石一层，封上一层土。叠石越高，堆土也越高越阔。土堆是有斜坡的，这样，大石块就可以拖推上去了。铺设桥面也采用同样的方法施工。

绍兴三江闸，共有闸洞二十八孔，用二十八星宿的名称来编号，所以也叫“应宿闸”。三江闸的启闭依据水则进行。水则有两个，一个设在闸址，一个设在绍兴城里，后者有校核水位的作用。水则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个字。水至金字脚，全闸开启；水至木字脚，开十六孔；至水字脚开八孔；至火字头，全闸关闭。

绍兴三江闸建成后成为当时的大型挡潮排水闸。它横跨于绍兴和萧山两县水流的主要出口，泄水流域达2520平方公里，数百年来曾经对两县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清代名臣深入水利建设第一线

到了清代，各级官员仍然重视水利建设，尤其是在防汛抗洪和水毁设施建设方面，一批名臣更是身先士卒，冲锋在前，积极解决难题。

丁宝桢是晚清少有的名臣，他以勇于任事、吏治严整、为政清廉闻名于世。同治十二年秋，黄河在山东东明的岳新庄、石庄户民埝决口，河水夺溜南趋，山东、江苏、安徽数百里为灾。决口的下游滔滔黄水所到之处墙到屋塌，惨象目不忍睹。

当时的山东巡抚丁宝桢毫不犹豫，毅然奏请亲往督堵岳新庄的决口。

丁宝桢时约五十岁，面白皙高身材，穿马蹄袖长褂，头戴花翎暖帽，每日到工地上巡查。他深知抓好物料的调度是堵口成功地关键，千方百计筹集资金，及时发放物料款，使物料筹集速度很快。在丁宝桢的带领下，终于合龙成功。

同年冬十一月，丁宝桢又奏请堵复了东明石庄户口门，水归原河道。光绪元年，为了长治久安，丁宝桢奏请朝廷亲自督促地方官员，由石庄户下十余里到贾庄，监筑长堤。先由贾庄龙门口向下修至东平十里堡，后由贾庄向上修至东明谢家庄，就是著名的障东堤。大堤筑成后，当地立碑纪念，丁宝桢亲自书写了碑文。

另一个名臣叫刘统勋，他在乾隆二十四年任协办大学士，乾隆二十六年升任大学士。乾隆二十六年，黄河洪水泛滥，灾情严重，刘统勋奉旨督修中州黄河堤防工程。他经常深入实际，亲身巡察工地，及时解决具体问题。有一天晚上，刘统勋走出馆舍，微服巡行河岸，见到有数十位用车送高粱秸的乡民露宿在河岸上，人和牛都饥饿疲惫不堪，老少相对哭泣，感到很奇怪，详细询问原因。才知道被收料委员勒索。

刘统勋为了弄清实情，决心假扮送料乡民，前往试探究竟。第二天，刘统勋就推其中一车料来到料场，向那个委员交料。这委员见他面目光亮，衣履干净，误认为是乡中的富裕人家，更有油水可捞，竟索要十多缗钱。刘统勋和他讲道理，这个委员不但不听，反而大怒，命随从鞭打刘统勋，把他赶出去，并没收他的牛车。

回到馆舍，刘统勋立即派人拿令箭把该委员抓来，同时召集主管修堤的官员来议事。该委员才知刚才鞭打的人竟是钦察大臣刘相爷。刘统勋问明情况下令斩首。众官员跪地求情，才免他一死，重杖数十军棍，套上大枷，拉到工地上枷号示众。从此乡民来送料，都随到随收，再没有敢受贿刁难的了。不但解决了乡民交料难的问题，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，大大加快了堵口工程进度。

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。就是这样，清代的名臣带头防汛抗洪、搞好水利工程，为当时的农田水利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。